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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如何完善、优化公司治理?

2020-04-14

此次疫情导致国内经济陷入短暂放缓的状态,很多企业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甚至陷入困境。在此期间,企业能否渡过难关,有效应对此次“大考”,对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抗风险能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公司治理是协调公司的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疫情之下,公司如何实现有序治理及风险应对,更考验公司治理模式以及公司领导层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

另外,在面对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时,企业还应思考疫情结束后的经营之路、发展之道,加强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平衡公司各方利益,充分调动有效资源和各种积极因素,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受疫情影响,很多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一时难以召开,无法及时作出决议,从而引发矛盾。

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刀具为主的外贸企业,吴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享有该公司33%的股权,其他两位股东陈某和李某分别享有公司33%和34%的股权。公司一直按照当面召开股东会和形成书面决议方式召开股东会。

因受疫情影响,1月31日公司通知所有股东于2月2日在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关于疫情期间员工工资的支付和复工安排,吴某因返乡过春节又遇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的影响,被当地疾控部门隔离观察,无法按通知要求参加股东会。其他两位股东认为,股权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二,并不影响股东会的正常召开。

2月2日公司正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月10日复工和按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制度支付疫情期间员工工资的书面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和股东会决议有陈某和李某的签名。

2月5日,吴某收到公司股东会决议扫描件,吴某认为,自己作为公司股东,并未参加会议,因此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但是,其他股东不同意吴某的意见,决定执行股东会决议。三位股东就股东会决议发生矛盾。

对此,张豫侃指出,由于吴某被疾控部门隔离观察,无法当面参与已经确定时间召开的股东会,导致其未能正常行使股东会权利,从而引发纠纷。而实际上,公司章程未明确必须以现场形式开会,因此可以微信群通讯方式召开,以照顾吴某的权利,形成微信股东会决议,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电子签名的形式完成决议的签署。

疫情结束后,建议公司可以完善公司章程,增加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可以采取微信会议形式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会议决议签名可以电子签名形式进行的内容,并向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申请电子签名认证证书。

对此,北京佳创律师事务所主任黄海光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公司管理者在特殊时期,可以考虑在公司治理层面成立疫情应急工作小组。董事会可以召集公司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特别是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等成立应急工作小组。这些小组负责分析研判疫情对公司运营的影响,从而设立紧急预案,保障公司在疫情期间运行顺畅,从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为了保证公司业务的持续性,还可由疫情应急工作小组制定疫情期间业务规划,给出处理疫情期间经营问题的对策,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和应急流程。确保公司在特殊时期的可持续发展。

疫情期间,合同无法履行、无法按时偿还银行债务等状况时有发生,可能由此引发更大的麻烦,甚至因此对簿公堂。

对此,黄海光指出,依据合同法等相关,疫情期间,对于已经签订生效的合同,公司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全面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另外,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等法律规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解除合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但哪些违约行为可以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违约方能否因不可抗力的确认而免除所有责任等问题,仍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黄海光指出,首先,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本次疫情事件,若是在疫情形势明朗、防控措施实施后订立的合同,一般认为当事人已有相当预期,在无其他因素情形下仍应承担相应责任,不适用不可抗力条款。其次,一些间接造成合同履行不能或者其他履行障碍的情形,则不适用不可抗力条款。另外,还应当注意,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有了‘不可抗力’,也不意味着违约方拿到了‘免责金牌’。”黄海光进一步指出,“还需要看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与企业无法正常履行合同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考察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是否必然导致合同免责解除。”

“另外,对于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自2020年1月26日起,可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授权的分支机构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减少损失。”黄海光说。

黄海光指出,在协商一致且符合债转股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债转股是可以实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仍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主体需要满足,发展前景好、技术先进、信用良好。另外,债转股的程序也极为复杂,实施时间较长,专业性要求高。

受疫情影响,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劳动力短缺、市场遇冷等诸多不利因素,不少企业因此或主动或被迫推出市场。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另根据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由此可见,公司发生上述法定解散情形时,应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另外,如果疫情不属于公司章程规定解散事由,或者股东会不能就解散事宜达成一致,但公司继续存续将会使股东利益受到巨大损失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黄海光补充说:“如果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此外还要注意,如果企业在退出的过程中,未依法履行清算程序的,相关负责人需要承担清偿责任。”黄海光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显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简而言之,疫情下,企业如果退出市场,应当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清算、强制清算或者破产清算等方式,依法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展清算工作,妥善处理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利益。”黄海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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